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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交天性：人类社交的三大驱动力》节选

镜像神经元，10年来最重要的科学发现

意大利帕尔玛大学的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专门研究灵长类动物的神经生理学。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他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在实验室里专注于以下这个问题：当猴子（恒河猴）完成一个动作时，它的（单个）神经元会如何做出反应——某个神经元会不会被激活，或者说，会不会“放电”。他们发现，猴子把一个物品抓在手中时，运动前区皮层中的某些神经元会选择性地做出反应；当猴子把某个东西扔进嘴里时，另一些神经元会做出反应。他们还发现，一些神经元会在猴子看到一个它能够抓握的物体时做出反应，即使当时猴子并没有抓着它也是如此；而其他神经元在猴子看到这些物体时并不会做出反应，除非这只猴子对这个物体采取了某种动作。换句话说，对于灵长类动物来说，它们在完成某个动作时，与这个动作相关的各个方面都是由不同的神经元“负责”的，哪怕一个最简单的动作也概莫能外。

在进行其中一项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东西。在许多人看来，这个意外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是如何成为一种社会动物的”这一问题的答案。贾科莫·里佐拉蒂的发现是，一些神经元不仅在猴子自己做某个动作时会放电，而且在它看到别人做出同一动作时也会放电。这就是说，当猴子自己手中抓着一颗花生时与猴子看到某个科学家手里抓着一颗花生时，某些神经元的反应是相同的。在猴子单独看到花生（而没有看到针对这颗花生采取的动作）时，这些神经元并不会做出反应；而且，当猴子们看到实验人员做出了捡花生的假动作（那儿根本没有花生）时，这些神经元也没有任何反应。

这些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它们之所以令人惊喜，是因为神经科学家曾经把大脑分成了多个不同的区域，并认为不同的脑区分别负责感知、思考以及动作。但就这些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而言，感知和动作却是发生在同一些神经元“身上”的。自己捡起一颗花生与看到别人捡起一颗花生时，这些神经元做出了相同的反应。虽然一些心理学家以前就曾提到这种知觉-运动重叠现象，但是大多数科学家还是觉得非常意外。人们一直认为对动作做出反应的神经元并不会参与到感知过程中来，但是里佐拉蒂的研究却表明，这些神经元（镜像神经元）或许会！

镜像神经元的发现是一个相当令人兴奋的科学事件。学者们对镜像神经元的兴趣迅速高涨了起来，许多人都试图从镜像神经元入手，尝试解决当前心理学领域的一些最困难的问题。为了支持和倡导这种思路，著名神经学家拉马钱德兰（V. S. Ramachandran）热情洋溢地写道，镜像神经元是“这10年来最重要的……发现”，他还认为，“镜像神经元对于心理学的意义，相当于DNA对于生物学的意义：它们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框架。镜像神经元有助于解释许多迄今仍然保持着神秘色彩且普通的实验方法又无法企及的心智能力”。事实上，正如他所预料的，自从镜像神经元被发现之后，心理学家已经认定，我们的语言能力、模仿能力、心智解读以及同情共感等诸多能力都离不开镜像神经元的贡献；甚至认为人类社会的制度、文化都与它相关。这实在让人激动不已——一个神经元就能够用来解释人性中的所有这些奇迹。

人们对许多科学上令人兴奋的新发现的认识过程都要经历一个黑格尔式的“辩证过程”，这类似于华尔兹三步舞曲：首先，人们希望这个新发现可以用来解释所有无法解释的现象（第一阶段：正题），随之而来的是对上述信念的动摇，认为大多数现象都无法用这个发现来解释（第二阶段：反题），最后才最终认清了现实——这个发现在某些方面或许很有用，但在另一些方面则可能没有什么用（第三阶段：合题）。在今天，对镜像神经元的研究可能仍介于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的某个位置。在某些情况下，一些人仍然认为镜像神经元可以解释一切，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却开始直言不讳地对这种看法提出了批评。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自己大体上倾向于第二个阶段，但与此同时，我也热情地期待着第三阶段的到来。归根结底，我认为在以下两个方面，镜像神经元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镜像神经元在我们模仿他人的能力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二，镜像神经元对于心智解读是必不可少的。不过我认为，在这个方面，镜像神经元扮演的是幕后英雄的角色，这与通常的看法不同。

模仿

在距今约20万年以前，远古人类的大脑重量就已经与现代人类差不多；然而，几乎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人类在5万年以前就已经拥有了先进的文化（例如，复杂的工具、语言、宗教信仰和艺术）。有证据表明，也是在那个时候（距今大约5万年以前），人类身上出现了一些微小的基因变化，把我们推到了一个临界点，引发了“文化大爆炸”，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不断加速、不断自我强化的级联式文化发展过程。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基因变化加强了我们的工作记忆系统，允许我们的大脑同时考虑多种更复杂、更抽象的想法。但是，拉玛钱德兰则反驳道，使一切变得如此不同的关键可能是一个影响了镜像神经元的基因变异，他把它描述为“人类进化‘大跃进’背后的根本驱动力”。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人的技能和习惯的进步和发展依赖于模仿能力。考虑到如下这个事实，镜像神经元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支持模仿以及基于模仿的理想学习机制：镜像神经元只有存在动作以及对运动的感知时才会做出反应（然后根据“看见”的东西对自己的动作进行微调）。特别是在前语言社会，通过模仿进行学习的能力可能是人与人之间、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传播创新的主要途径。每个人都可能对某种技能，如狩猎或者建造房子做出小小的创新，然后这些创新又可以传播给他人，而他人又会进一步增进创新，这样就会使创新以有益的螺旋式上升的方式向前推进。或许，镜像神经元是最早的社交媒介？——在我们能够大声地用语言说出来、用微博或博客将信息发布出来、在云端进行更新之前。答案似乎是肯定的。镜像神经元在模仿中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

社交天性实验室

1999年，我的同事马可·亚科博尼（Marco Iacoboni）发表了一篇论文，第一次证明了人类大脑中同样存在着一个镜像神经元系统。不过，与此前人们以猴子为对象的研究不同，亚科博尼关注的并不是具体的动作以及对动作的观察，而是模仿。在他的研究中，接受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扫描的被试要观看一些关于手指动作的视频，他们可以只观看，也可以模仿看到的动作。亚科博尼发现，无论是在只看不动时，还是在模仿视频中的动作时，人类大脑中位于外侧前额叶和外侧顶叶的一些脑区都会被激活，它们与里佐拉蒂曾经在猴子脑中观察到的脑区相同（见图6-1）。这就表明，这些外侧前额叶和顶叶脑区的镜像功能类似于在猴子身上观察到的镜像神经元。因为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无法直接观察到单个神经元的活动，所以仅凭这些研究并不能断言在人类身上也发现了镜像神经元。因此，人类大脑的这些脑区通常被称为“镜像系统”，而不是“镜像神经元系统”，具体地说，它们包括大脑前额叶的运动前区皮层、前顶内沟（anterior intraparietal sulcus）和下顶叶小叶（inferior parietal lobule）。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虽然镜像系统和工作记忆系统都位于额叶和顶叶的外侧皮层的某些脑区中，但是实际上这两个系统却是分开的，位于这些区域的不同地方。

虽然，上述第一个针对人类大脑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的结果表明，镜像系统在模仿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要真正把模仿这个问题阐述清楚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在接下来的一项研究中，亚科博尼要观察的是，当镜像系统暂时遭受损毁时，模仿是否会受到影响。为此，他的研究团队使用了经颅磁刺激术（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简称TMS），让电流直接通过大脑皮层的某个特定的点，暂时让这些区域的神经元“受损”（从根本上说，是让这些脑区停止工作）。初听起来，经颅磁刺激术似乎是一种相当可怕的技术，不过只要运用得当，它其实是很安全的，不会损害大脑的健康，所谓的受损只是暂时性的。在这项研究中，亚科博尼等人对被试实施了经颅磁刺激术，同时要求他们模仿一个动作（按一定次序按下按钮）。实验结果显示，当经颅磁刺激术被应用到被试的镜像系统脑区时，他们在试图模仿他人的过程中出现了更多的错误；但是，当经颅磁刺激术被运用到非镜像系统脑区时，模仿的错误率并没有升高。这个结果表明，镜像系统在模仿中扮演着一个致因性的关键角色。

上面两项研究证明，当被模仿的动作是惯常的基本动作，而不是新奇的动作时，镜像系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前来参加实验之前，这些被试（都是成年人）已经能够灵活地运用他们的手指。为了检验镜像系统是否支持基于模仿的学习，或者说，能不能把完成某些事情的新方法传播开来，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在通过模仿习得新动作的过程中是否确实涉及镜像系统。里佐拉蒂的研究团队进行了这方面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其中包括要求一些不是音乐家的被试按照他们所看到的吉他弹奏指法进行手指运动的模仿。正如之前预测的一样，镜像系统确实参与了对之前没有接触过的复杂的手指运动的模仿过程。毫无疑问，在各种模仿中，其他认知能力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我们似乎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单单就模仿这个角度而言，镜像系统确实是名副其实的，无愧于其“镜像”之名。

“偏爱”镜像神经元的研究人员的第二个主要论断是，镜像系统还负责理解他人的思想。对于试图理解社会“心灵”的人来说，这一断言无疑是最能引起大多数人的兴趣的。然而有些悖谬的是，正如克林顿总统在遭到弹劾时，他的命运几乎完全取决于一些文字游戏（比如说，对“性”和“是”这些字眼的确切意思的理解）一样，我们最终会不会相信镜像神经元有助于心智解读、能帮助我们理解他人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也完全取决于我们对心智解读、目标和意图等术语的意思的理解。为了搞清楚镜像系统与心智解读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回过头去分析围绕着“我们是如何了解他人的思想的”这个问题而展开的哲学争论。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发展心理学家们对心智理论这个概念的看法各不相同。通常来说，心智理论是指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他人心智的理论，而且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出他人在各种情况下的思想、信念和欲望。许多哲学家，如丹尼尔·丹尼特和史蒂芬·斯蒂奇（Stephen Stich）都非常支持这种能解释我们是如何对他人的行为做出预测的方法。（其中，史蒂芬·斯蒂奇还是我在大学本科时的导师。）事实上，在一段时间内，心智理论一直是人们最关注的焦点。但在1986年，关于我们是如何理解他人心智的问题，哲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提出了另一个理论。

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

指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他人心智的理论，而且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出他人在各种情况下的思想、信念和欲望。

戈登的主要洞见是，在某种给定的条件下，我们可以通过多个可能的途径预测他人的意图。第一个途径与心智理论有关。根据对“大脑在一般情况下如何工作”的普遍看法，我们能够利用一系列“如果-那么”去合乎逻辑地推断出他人的可能意图。例如，如果我们知道某人在过去8个小时内没有吃过一丁点儿东西，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出他可能会饿；而如果我们能够推断出他饿了，那么我们也就能够推断出他现在拥有找东西吃的意图。

第二个途径则主要涉及想象力：我们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会怎样做。我们会在头脑中模拟出自己在同样的环境中的反应，然后以这种自然反应为指导，去想象他人可能会有的想法、感觉和行动。例如，如果我想知道某人在收到情人的分手短信后的心理感受，那么我就可以试着在内心重构这个场景，并把自己想象成其中的主角。通过让同样的场景展现在我的脑海里看看自己会做出什么反应，从而帮助我搞清楚其他人可能会做出什么反应。

通常这两种方法会导出同样的结论，但却是通过不同的过程。在运用第一个途径时，我们是在逻辑上思考当时的情景以及一般人将会对此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而在运用第二个途径时，为了搞清楚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会想象自己正处于这种情景之中。在第一种情况下，结论的准确性取决于我的逻辑推理能力以及他人的思想与我正在推断的一般人的思想的相似程度。在第二种情况下，结论的准确性则取决于我所重构的场景的正确与否以及目标对象的思想与我自己的思想的相似程度。我们可以把戈登对第二个途径的解释称为模拟理论（simulation theory）。毫无疑问，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是会推己及人，即把自己的想法投射到他人身上的。

但是，就本书所关注的问题而言，这里的关键在于，镜像神经元是否与上面这些解释有关？镜像神经元的最初发现者之一 ——著名学者维托里奥·加莱塞（Vittorio Gallese）认为，镜像神经元（系统）就是模拟理论得以实现的神经系统。此外他还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正是通过这个途径去理解他人思想的；他的结论是：“我们能够直接从经验角度理解和把握他人思想的基本机制并不是概念性的推理，而是通过镜像机制对被观察的事件的直接模拟。”

我对戈登和其他一些学者描述的这种心理模拟过程进行了仔细思考，结论就是，心理模拟的难度相当高。他们认为，心理模拟类似于建造风洞对机翼的质量进行检测；或者类似于构建模型进行复杂的计算机模拟（目的同样是对机翼的质量进行检测）。在戈登等人讨论的社会模拟中，在通过模拟结果看到他人将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之前，人们必须在心中建构出有关场景的所有因素，这项任务的工作量未免显得太大了一些。但是，如果如加莱塞指出的，仅仅通过对他人的感知，我们就能够直觉地、自动地理解他人的体验，那么，前述模拟理论就更有可能是通过镜像系统实现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加莱塞的观点吧。事实上，当你看到他人“伸手去拿”东西时，你自己负责“伸手去拿”的神经元也会变得活跃起来，这个事实意味着，你大脑中的神经元的状态与你观察的那个人的神经元状态实现了匹配。当你看到一个人“把手伸向”一个杯子时，你和他的“伸手去拿”神经元都会呈现活跃状态。加莱塞和其他一些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为你与那个人之间的“动作共鸣”（motor resonance）。如果你与另一个人正经历着同一个“运动状态”，那么从根本上讲，这就意味着你的大脑正在模拟对方大脑活动的状态，因而你就能自发地理解与其行为和活动有关的心理状态。我的大脑正在映像着你的大脑，因此只需要了解我自己大脑的状态，我也就知道了你大脑中的想法。换句话说，镜像神经元似乎提供了一个非常神奇的读心设备，不管我们是否试图理解他人，它都会自动地运作。

“反镜像”神经元

但是，越来越多的批评者指出，拥护镜像神经元的阵营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镜像系统是人类心智解读的核心。还有一些批评者则干脆明确地宣称，现有的研究已经给出了足够多的证据——足够我们下一个清晰无误的结论了：镜像系统并不是心智解读的核心。可贵的是，这些批评者自己也在从事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工作，以确保我们对镜像系统及其作用的最终理解是正确的——他们这种行动无疑是符合“既科学又民主”的精神的。

镜像神经元的研究人员一直认为，镜像神经元对心智解读的重要性体现在它们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对他人行动的抽象意义非常敏感。试着想象一下你看到某人剥开了一颗花生壳时的情景吧。看到这个动作就意味着你获得了一些与这个动作相关的视觉信息，而且同时也会听到一些与之相关的声音。但是，不管是看到还是“听到”这个动作，心智解读所关注的只是意义——有人想剥开花生壳，把花生取出来吃掉。

一方面，如果某个神经元之所以做出反应是因为它“看到”了这个动作而不是“听到”了声音（或者，如果某个神经元之所以做出了反应，是因为“听到”了声音而不是“看到”了动作），那么这种反应就只是一种镜像感知而已（也就是说，最终只停留在了感觉层面上）。另一方面，如果镜像神经元的活动是对另一个人的动作的意义的响应，那么它应该与我们究竟是听到还是看到这个动作无关。2002年，里佐拉蒂及其研究团队发现了符合这种要求的镜像神经元——部分镜像神经元在“听到”这个动作和“看到”这个动作时都被激活了。这一结果表明，这些镜像神经元的活跃程度的增加是对动作的意义的反应，而不仅仅是针对动作的视觉呈现或声音做出的反应。

格雷格·希科克（Greg Hickok）是“镜像神经元阵营”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他指出了上述视觉-听觉研究的一个重要缺陷。里佐拉蒂及其团队在研究中是从识别出一些拥有标准镜像神经元特性的神经元开始的（也就是说，他们先识别出了一些在“看到”和完成动作时会激活的神经元）。然后，他们又对同样的神经元进行了研究，以搞清楚它们是否同样会对动作的声音也做出反应。

在一开始就作为镜像神经元被识别出来的神经元中，只有15%的神经元在“听到”动作的声音时也做出了反应。这就意味着，85%的镜像神经元只会对动作的视觉特征做出反应。同样，它们也无法对动作的意义做出反应。一方面，猕猴的一些镜像神经元似乎确实是对动作的意义而不只是对它的视觉表象做出了反应。然而另一方面，绝大多数镜像神经元却并不是这样的。1∶5的概率非常重要，因为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中，我们无法观察单个神经元的活动，相反，我们所观察的只是大量神经元的活动的总体表现。这就是说，当人们运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的结果来为“镜像系统代表行为的意义”这一论断进行辩护时，我们其实根本无法保证，这到底是不是因为那些“对意义有反应”的镜像神经元的活动所导致的结果。这种分析并不意味着镜像神经元不支持人类的心智解读，但它确实意味着，我们很难利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来评估这种能力。

当然，“镜像神经元阵营”也不甘示弱，为了证明镜像神经元表征的是抽象行为的意义，而不是行为的感觉层面，他们又提出了第二个证据。这个发现是，镜像神经元能够对那些对象不可见的动作做出反应。在一项研究中，里佐拉蒂的研究团队先把一个物体展示给猴子看，然后在猴子和这个物体之间放了一堵墙，使猴子再也看不到这个物体。当猴子看到实验人员伸手去拿一个它看得见的物体时，它的镜像神经元有了反应；然后，当猴子看到实验人员伸手去拿那个被隐藏掉的物体时，同样一些镜像神经元也做出了反应。据此，里佐拉蒂争辩道，如果镜像神经元只对看得见的行为动作做出反应，那么当猴子看见某人伸手去拿那些被隐藏着的物体时，它的镜像神经元就不应该有所反应。

但是希科克指出，这种论证同样是有缺陷的。猴子可能已经利用工作记忆在脑海中保存了隐藏物体的形象。人类肯定拥有这样的能力：在看到一个物体后把这个物体记住，然后在即使看不到这个物体时，仍然能在脑海中想起它的形象。或许猴子跟人类一样，也拥有这种能力。镜像神经元也许并不是对行为的意义做出反应，而是对脑海中的视觉表征做出反应。

牛津大学心理学家塞西莉亚·赫耶斯（Cecilia Heyes）则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对“会读心的镜像神经元”理论提出了批评。她认为，镜像神经元的作用不可能是在对动作共鸣的引导下去理解他人；因为从根本上讲，这些神经元并不是天生被用于对观察到的行为动作进行映射或对被执行的动作进行意义建构的。相反，赫耶斯认为，当我在执行和观察一个“伸手去拿”的动作时，“伸手去拿”神经元之所以被激活的原因是过去的经验，而不是某种内在的镜像功能。赫耶斯认为，镜像神经元实际上就是一些运动神经元，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已经变得“习惯于”在看到自己的动作时做出反应（到了后来，这些运动神经元的条件反射式习惯也扩展到了看到别人做出同样的动作时）。赫耶斯指出，即便是海蛞蝓也会条件反射式地学会将一件事情与另一件事情联系起来，因此这种条件反射并不意味着对意义的理解。自婴儿期开始，我已经成千上万次地看见自己伸手去拿调羹了，出现这种条件反射并不奇怪。

不过，不管镜像神经元是专门为了动作共鸣而存在的，还是仅仅是一些条件反射地将动作与“看见行为”联系起来的运动神经元，赫耶斯和“镜像神经元阵营”依旧能够在以下这点上达成一致：当我看到别人用调羹时，我的“拿调羹”镜像神经元也会“启动”。只有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赫耶斯和“镜像神经元阵营”才会给出不同的预测。

社交天性实验室

为了检验自己的理论，赫耶斯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反镜像”（counter-mirroring）实验。在这个实验中，被试需要做出一个与自己看到的动作不一样的动作。请想象一下这种情形：当你看到一只手在移动时，你必须移动你的脚；动作共鸣机制倘若真的存在的话，它应该对这种行为反应很迟钝才对。然而赫耶斯却发现，当被试学会做出一个不同于他们看到的动作时，他们的镜像系统被激活的程度与直接模仿那个动作的情况完全一样。这个结果表明，虽然镜像系统经常会在看到和完成同一个动作时都被激活，但是这种反应并不是其固有的功能；它也能够学会在看到某个动作和完成另一个动作时做出反应。如果镜像神经元能够把我的脚的移动与你的手的移动联系起来，那么就很难说这种反应构成了某种动作共鸣，也很难断定它促进了心智解读。

在另一项研究中，科学家们试图搞清楚，当被试观察到了某个动作后，不是直接进行模仿，而是做出另一个与这个动作有互补性的动作时，镜像神经元的活动情况是怎样的。试想象一下，桌子上放着两个物体：小的那个物体你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拈”起来（例如，一粒方糖）；较大的那个物体呈圆柱状，你可以像握杯子那样把它拿起来（例如，一罐饮料）。在其中一些实验轮次中，被试被告知要模仿录像中那个人的动作，并用与之相同的方法抓握桌子上的物体；而在另一些实验轮次中，被试被告知要做好准备用另一种方法抓握桌子上的另一个物体（以表示与录像中看到的人的行为的“互补性”）。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看到录像中的人用“拈”的方法去拿这块方糖，那么你就只能用握杯子的方法去拿这罐饮料。实验结果表明，镜像系统在互补动作情景下比在模仿动作情景下更加活跃。当我们做出了一个与自己看到的动作不一样的动作时，动作共鸣机制反而更加活跃，这显然是毫无道理的。这项研究连同前面的研究都表明，镜像系统并不是专门为了让我们的心理状态与另一个人的心理状态相匹配而存在的。

镜像系统VS心智化系统

在模拟理论的启发下，已经涌现出了几十个探讨镜像系统对心智解读的作用的研究；同样的，在心智理论的鼓舞下，也出现了数十个以心智化为核心的研究。这两类研究关注的是同一个核心问题：一个人究竟是如何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的？有的读者可能会认为，无论研究人员信奉哪一种理论，大家所观察的都是同样的人类大脑，因此上述两类研究的结果必定都会收敛于一点，告诉大家同一个“故事”；虽然激发这些研究的理论不同，但最终它们都将殊途同归，因为大脑并不关心我们各自相信什么理论。它只会告诉人们什么才是正确的。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尽管分别专注于镜像系统和心智化系统两大“阵营”的科学家已经完成了许多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结果却几乎从来没有真正融合到一起过。如果只看不同研究的大脑扫描结果，你可能根本猜测不到他们都是在从事心智解读的研究。这两大阵营的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他们确定的脑区从神经解剖学的层面上来看一直都是不重合的，不仅如此，这两大阵营分别确定的脑区甚至呈现出了明显的负相关倾向。如果观察人们在休息时的大脑状态，我们就会发现，心智化系统越活跃的人的镜像系统越不活跃。因此，这两大阵营的对抗和争论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事实上，他们正在研究的似乎也是两个相互对立或活跃程度此消彼长的神经系统。双方都认为，自己拥护的这个神经系统是解决心智解读问题的终极答案，而另一个系统则毫无用处。

这两大阵营研究的内容从表面上看完全相同，那么为什么他们都只观察到了自己优先关注的那个神经系统（那些脑区）的激活呢？这里可能存在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主要原因是，两个阵营使用的研究心智解读的方法截然不同。“心智化系统阵营”倾向于使用语言材料和卡通图画，换句话说，他们使用的素材（刺激物）都非常抽象。“镜像系统阵营”要在“看到”实际的动作时才会被激活，在关于心智解读能力的研究中，由于通常不会向被试呈现任何真正的动作，所以一般也不会导致镜像系统脑区的激活。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研究忽视了镜像系统对心智解读的贡献也是可以理解的。

除此之外，专注于心智化系统的这些研究需要巧妙处理的主要是一个人是否正在试图理解他人的心思，因此，在一项心智解读能力研究中，被试通常都要阅读一段文字，它暗示了某个人的心理状态，而在读完这段文字后，他们常常会被问及这段话所描述的主人公的信念、动机和个性等问题——被试只有在适当地进行了心理推导后，才可能正确回答这些问题。而另一方面，在镜像系统研究中，被试从来不会被问及有关心理状态的问题，这或许是因为当被试只看到一只光秃秃的手臂时，问一些与信念或个性有关的问题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因此，镜像系统研究最小化了心智化系统的参与程度。

第二个主要原因则与一些术语的含义有关。克林顿总统被弹劾后，他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字游戏；同样的，目的和意图这些术语的具体含义也影响了我们对心智解读的研究。比如，某天，你在早上8点看到一个朋友正在喝一杯纯麦芽威士忌，然后你问他为什么要喝酒。如果他的回答是“我只是为了喝上一杯”，虽然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讲，他也算回答了你的问题，为你提供了一个目的（“喝一杯”）；但是他的回答肯定无法完全令你满意。虽然他之所以喝酒只是因为他想喝，这种解释不可能会有错；但是你真正想知道的是，是什么特定的动机导致他产生了这个不同寻常的“目的”——想在早上的这个时间喝酒。纯粹从字面上看，“只是为了喝一杯”和“我想借酒消愁，因为我失业了”都是对你这个问题的回答，但这两个“目的”的意义却完全不同。“目的”这个术语的具体含义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20世纪80年代，罗宾·弗拉切（Robin Vallacher）和丹尼尔·韦格纳（Daniel Wegner）对这类差异进行了系统性研究。他们的系列研究结果表明，我们能够运用完全不同但却同样精确的方法理解同一个动作。我能够把自己此刻正在电脑键盘上进行的动作描述为“我所有的手指都在轻轻地上下移动”，也可以将之描述为“打字”，或者“写一本书”，甚至还可以描述为“我正在努力试图把我所学到的东西与他人分享”。需要注意的是，我在列出上面这些选项时的先后次序不是随意的，事实上，这些选项是有等级层次的。第一个回答是对这个特定动作的较低层次的描述，后面这些回答则描述了一些更高层次的长期目标，显然，后面这些回答更具意义。没有人会说自己人生的终极目标是“我希望更多地上下移动我的手指”，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有人会说自己人生的终极目标是“我希望有时间把我所学到的东西更多地分享给大家”。

我们都活在一个由无数充满意义的动作建构而成的世界，同一动作既能用低层次的目的来描述，也可以用高层次的目的来描述，但通常我们一次只能关注一个层面，具体关注哪个层面则取决于我们的兴趣。一个刚刚开始学习打字的打字员会集中关注于移动哪根手指可以找到那个特定的字母，而经验老到的打字员更有可能关注他们试图输入的东西所包含的思想。

在“镜像系统阵营”与“心智化系统阵营”之间的各种差异中，不同阵营的研究者各自试图解释的目标之间的差异，无疑是最重要、最明显的差异之一。属于“镜像系统阵营”的研究人员主要关注人们是如何理解他人低层次的动作意图的（“他之所以去按电灯的开关，是因为他想打开电灯”）；而心智解读能力的研究人员更感兴趣的是更高层级的意图（“他之所以开灯，是因为他想复习准备考试”）。当然，两种说法都可以用来描述他人的意图，但是我认为，公平地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会对第二种意图描述更感兴趣。

动作共鸣这种说法就非常适合解释我们是如何理解他人的低层级的动作意图的。我看到你去按电灯的开关，这一行为激活了我的“电灯开关-按”镜像神经元。但是，我们不能直接用这些神经元解释一个人打开电灯的高层级意图（这是不合适的）。我想让电灯亮起来有无数个理由，其中许多理由是建立在某种信念的基础上的（“半夜时听到楼下传来一阵吵闹声，因此想打开电灯看看是否有人在那儿”或者“想到了一个极好的故事，因此我想打开电灯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开灯时的动作却往往是不一样的，因此，动作共鸣无法为我们提供有关这些更高层级意图的线索。要想弄清楚他人的高层级意图，大脑的心智化系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问题在于，在帮助我们理解周围人的更高层级的动机和意图时，镜像系统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如果它真的扮演了什么角色的话）？

为什么做比做了什么更重要

当我们看到另一个人做出某种特定的行为时，有三个问题可能是我们感兴趣的。在弗拉切和韦格纳的研究中，这三个问题刚好对应于分析的不同层级。第一，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这个人（或动物）到底在做些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可以用来回答的最通用的动作语言可能是“她在过马路”、“他在打字”、“这只猫在吃我的剩饭剩菜”。这种诠释日常行为的方式实在太过普通，以至于我们常常意识不到自己是在对行为进行解释，除非某人真的做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他是在用力刮擦墙壁吗”）。在回答了这一问题后，根据我们的目的，可能还会继续问自己以下两个问题（或其中的任何一个）。如果我们对这个人产生了想要进一步了解的兴趣，大多数人可能会想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要做他正在做的事情：“她过马路是为了去上班”或者“他打字是为了完成论文”。不过，有时我们对行为的当事人并不怎么感兴趣，而更在意行为本身，那么我们想知道的可能就是如何去完成某个特定的动作，比如，在吉他课上的学生观看指导老师的示范动作正是为了弄明白老师的那些动作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罗伯特·斯邦特和我完成了一系列研究，来考察镜像系统和心智化系统是如何有助于我们弄清楚有关他人行为的“怎么做、做了什么和为什么做”的三大问题。大脑中用于处理这些问题的系统真的是不同的吗？大多数人都认为，人类大脑处理“看”和“听”的脑区应该是不同的，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看”和“听”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不过，我并不确定看着别人做出某种行为和询问别人怎么做、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做是否涉及的是不同的脑区，这也是我们进行此项研究的原因。

在这些研究中，我们的主要思路是，如果你观察到了某个特定的行为（例如，一个会循环利用一只空瓶子的妇女），然后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她要那样做”，你的回答可能会包含一个需要用到心智化系统的具有高层级意义的答案（例如，“她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她想保护环境”，或者“她想给别人留下懂得回收利用的印象”）。然而，如果你只是想模仿这个行为，你可能会问“她是怎么做到的”，那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包含一些并不需要运用心智化系统，但却需要依靠能够实现动作共鸣的镜像系统的具有低层级意义的答案（比如，“她把玻璃瓶和塑料瓶收集在这个蓝色的箱子里”）。这也是我们在多项关于“为什么做-怎么做”的研究中看到的结果。无论被试是在观看日常的行为（动作），还是在观察他人强烈的情感体验，只要他们问了一个关于“怎么做”的问题，镜像系统就会被调动起来；同时，一个关于“为什么要做这事”的问题则会将心智化系统启动起来。

此外，我们还想搞清楚的是一个人在回答“做了什么”这一问题时，大脑会做些什么。对于“为什么要做”和“怎么做”这两个问题，我们只是直接要求被试给出答案。但考虑到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能不假思索地回答“做了什么”的问题，我们才意识到，如果让人们停下来思考这一问题的答案，反而可能导致无法捕捉到这一“自然过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在被试回答实际上是“为什么要做”或者“怎么做”的问题之前，对他们是否需要自动地回答“做了什么”这一问题先进行一种巧妙的处理。例如，我们会让被试观看某人执行一项任务时的视频（例如，一个女人正在给一本教科书的某些段落加着重号），这样，无论是回答“为什么要做”还是“怎么做”这些问题，当被试看到这个视频时，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弄清楚那个人到底做了些什么。与此不同，如果某个动作是用语言来表达的，那么对动作的描述就已经包含了对“做了什么”的描述——而这自然也就是对“做了什么”问题的回答。通过比较有关动作的视觉呈现和语言描述，我们能够确定到底是哪些脑区支持了隐含的对“做了什么”的解码过程。

我们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实验，密切观察大脑以便搞清楚人们在观看动作视频时哪些脑区的活跃程度比他们在听到有关动作的语言描述时更加强烈，在这些实验中，我们得到了两个基本事实。首先，我们看到大脑后部的视觉皮层很活跃。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对于有关动作的信息，视频剪辑所包含的内容肯定要比文本内容更多。其次，被试在观看动作视频时，其镜像系统的活跃程度也更高。无论一个明确的任务里包含的问题是“为什么做”还是“怎么做”，当动作以视频的形式呈现出来时，镜像系统的活跃性都提高了。实际上，即便参加实验的被试在完成“为什么做-怎么做”的任务的同时，还要背诵一串7位数数字（这是专门用来让他们分心的），情况依然如此。让被试分心是一种常用的实验技巧，经常被用于识别那些“自动化”程度非常高的过程——这些过程的自动化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尽管被试被打扰，它们依旧会发生。即使在被打扰的情况下，被试看到动作视频时的镜像系统仍然会变得活跃起来，这一事实表明，镜像系统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的解码过程是一个自动化程度相当高的过程。相比之下，在人们处于“认知负荷”的情况下，心智化系统的活跃程度就会明显下降，这也就表明，当人们注意力不集中时，这个系统往往做得不够好。

这项“为什么做-怎么做”的系列研究为我们揭示了镜像系统与心智解读之间的关系。镜像系统本身并不会产生高层级的心智解读，也不会援引某人的个性特点和动机去解释他为什么要在早上8点喝杯纯麦芽苏格兰威士忌这一特殊行为。只有在我们想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做这件事时，心智化系统才是关键。

然而，在大部分日常生活情境中，镜像系统所完成的事情是心智解读能力的重要前兆。在看到一系列身体动作后把它们理解为一个连贯一致的行为，并用三言两语将之描述清楚，这是大脑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威廉·詹姆斯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有序世界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要比“杂乱无章的景象”更加深刻。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包括人）能够准确无误地告诉我们这个物体的终点在哪里、另一个物体的起点在哪里。（那是一张上面放着一只杯子的桌子，抑或是一张桌面上突出了一块像杯子形状的东西的桌子呢？）考虑到这一点，以下这个事实将会令人大吃一惊：人如此轻易就能够把某个物体辨识出来。根据芸芸众生的行为（actions）的意义而不是根据他们的动作（movements）的内容去辨识、观察他们，同样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每一个动作都能用无数组动作参数（角度、方向、扭矩、加速度）进行描述，但是，这些动作参数是不可能自动、自觉地组合到一起的，也不会告诉我们任何关于这个动作背后隐含的思想。只有通过把这些复杂的动作整合成一个简单的行为，我们对另一个人的目的、意图、欲望和恐惧的心理分析才可能开始。动作并不属于心理学范畴，它并不包含任何特定的意义（如手指的上下移动）。相比之下，行为则属于心理学范畴（如打字），虽然行为本身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更高层级的意义，但是它们却能提示人们，行为背后隐藏的特定的意义和动机，等待人们去发掘。辨别出某人正在“做什么”的能力是通往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的第一步。从本质上讲，镜像系统为心智化系统能够从逻辑上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提供了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多亏有了镜像系统，我们才能活在行为世界中，而没有沉溺在动作世界中；只有生活在行为世界中，我们才有机会生活在一个意义世界中。

说到底，镜像系统让我们有机会体验到一个社会性世界，这同时也是一个行为世界，每个行为都包含着他人的心理状态。虽然心智化系统也能够在没有镜像此外，我们还想搞清楚的是一个人在回答“做了什么”这一问题时，大脑会做些什么。对于“为什么要做”和“怎么做”这两个问题，我们只是直接要求被试给出答案。但考虑到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能不假思索地回答“做了什么”的问题，我们才意识到，如果让人们停下来思考这一问题的答案，反而可能导致无法捕捉到这一“自然过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在被试回答实际上是“为什么要做”或者“怎么做”的问题之前，对他们是否需要自动地回答“做了什么”这一问题先进行一种巧妙的处理。例如，我们会让被试观看某人执行一项任务时的视频（例如，一个女人正在给一本教科书的某些段落加着重号），这样，无论是回答“为什么要做”还是“怎么做”这些问题，当被试看到这个视频时，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弄清楚那个人到底做了些什么。与此不同，如果某个动作是用语言来表达的，那么对动作的描述就已经包含了对“做了什么”的描述——而这自然也就是对“做了什么”问题的回答。通过比较有关动作的视觉呈现和语言描述，我们能够确定到底是哪些脑区支持了隐含的对“做了什么”的解码过程。

我们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实验，密切观察大脑以便搞清楚人们在观看动作视频时哪些脑区的活跃程度比他们在听到有关动作的语言描述时更加强烈，在这些实验中，我们得到了两个基本事实。首先，我们看到大脑后部的视觉皮层很活跃。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对于有关动作的信息，视频剪辑所包含的内容肯定要比文本内容更多。其次，被试在观看动作视频时，其镜像系统的活跃程度也更高。无论一个明确的任务里包含的问题是“为什么做”还是“怎么做”，当动作以视频的形式呈现出来时，镜像系统的活跃性都提高了。实际上，即便参加实验的被试在完成“为什么做-怎么做”的任务的同时，还要背诵一串7位数数字（这是专门用来让他们分心的），情况依然如此。让被试分心是一种常用的实验技巧，经常被用于识别那些“自动化”程度非常高的过程——这些过程的自动化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尽管被试被打扰，它们依旧会发生。即使在被打扰的情况下，被试看到动作视频时的镜像系统仍然会变得活跃起来，这一事实表明，镜像系统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的解码过程是一个自动化程度相当高的过程。相比之下，在人们处于“认知负荷”的情况下，心智化系统的活跃程度就会明显下降，这也就表明，当人们注意力不集中时，这个系统往往做得不够好。

这项“为什么做-怎么做”的系列研究为我们揭示了镜像系统与心智解读之间的关系。镜像系统本身并不会产生高层级的心智解读，也不会援引某人的个性特点和动机去解释他为什么要在早上8点喝杯纯麦芽苏格兰威士忌这一特殊行为。只有在我们想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做这件事时，心智化系统才是关键。

然而，在大部分日常生活情境中，镜像系统所完成的事情是心智解读能力的重要前兆。在看到一系列身体动作后把它们理解为一个连贯一致的行为，并用三言两语将之描述清楚，这是大脑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威廉·詹姆斯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有序世界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要比“杂乱无章的景象”更加深刻。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包括人）能够准确无误地告诉我们这个物体的终点在哪里、另一个物体的起点在哪里。（那是一张上面放着一只杯子的桌子，抑或是一张桌面上突出了一块像杯子形状的东西的桌子呢？）考虑到这一点，以下这个事实将会令人大吃一惊：人如此轻易就能够把某个物体辨识出来。根据芸芸众生的行为（actions）的意义而不是根据他们的动作（movements）的内容去辨识、观察他们，同样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每一个动作都能用无数组动作参数（角度、方向、扭矩、加速度）进行描述，但是，这些动作参数是不可能自动、自觉地组合到一起的，也不会告诉我们任何关于这个动作背后隐含的思想。只有通过把这些复杂的动作整合成一个简单的行为，我们对另一个人的目的、意图、欲望和恐惧的心理分析才可能开始。动作并不属于心理学范畴，它并不包含任何特定的意义（如手指的上下移动）。相比之下，行为则属于心理学范畴（如打字），虽然行为本身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更高层级的意义，但是它们却能提示人们，行为背后隐藏的特定的意义和动机，等待人们去发掘。辨别出某人正在“做什么”的能力是通往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的第一步。从本质上讲，镜像系统为心智化系统能够从逻辑上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提供了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多亏有了镜像系统，我们才能活在行为世界中，而没有沉溺在动作世界中；只有生活在行为世界中，我们才有机会生活在一个意义世界中。

说到底，镜像系统让我们有机会体验到一个社会性世界，这同时也是一个行为世界，每个行为都包含着他人的心理状态。虽然心智化系统也能够在没有镜像系统帮助的情况下从文字描述中去理解他人的心理，但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上基于语言与文字的心智解读是最近才出现的。在人们的生命旅程中（当然也包括在孩子们语言能力未发育完全的过程中），镜像系统为大脑进行心智解读不断做着准备工作。镜像系统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中的动作砍成碎片，融入心理元素后对它们进行重组，在此基础上，心智化系统就能够进行工作了。这个过程很低调——就像是白宫幕僚长，他做的大部分都是幕后工作，但是，总统若要履行职责非有他的协助不可。灵长类动物就已经拥有了镜像系统，但只有人类才拥有更高级的心智化系统。在灵长类动物生活的世界中，关键的问题是他人在做些什么；只有人类才真正生活在一个可以追问为什么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周围的人的行为充满了意义和特定的内涵。

二、《正义之心：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我对你错”》节选

◎ 镜像神经元

维持群体内协调的第二候选人是镜像神经元系统。镜像神经元的发现纯属偶然，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科学家将小型电极植入到恒河猴大脑中的一些独立神经元上。研究人员旨在探究，这些位于大脑皮层控制精细运动区域的独立细胞是如何运作的。他们发现，有些神经元只有在猴子进行特定动作时才被迅速激活，比如用拇指和食指去夹一个坚果（相反的动作是用整只手去抓取坚果）。但是一旦将电极植入这些神经元，并将其与扬声器相连（这样就可以听到激活的速度了），研究人员发现激活声总是莫名其妙地响起，比如当猴子完全静止不动而研究人员用拇指与食指夹取东西时。这完全不符合常规，因为知觉与动作是在大脑不同区域发生的。然而这些神经元既不取决于猴子在做的动作，也与观看他人的动作毫无关系。这些猴子就像是在自己做同样动作会激活的同一片大脑区域中，对他人的动作产生了一种镜像。

后续研究表明，激活镜像神经元的大多数情况，并不是看到一个特定的物理动作，而是看到一个象征总体目标或意图的动作。例如，观看一只手从干净的桌上拿起杯子送至嘴边的录像，会激发关于吃的镜像神经元。但同样的手从混乱的桌上（桌上还有未食用完的饭菜）拿起同样的杯子，激发的却是一般的拿东西的镜像神经元。猴子有着推断他人意图的神经系统——是托马塞洛提出的共享意向性的必要条件，但它们并不会彼此分享。镜像神经元更像是为猴子自身用途而设计出的功能，这些功能不是帮助它们学习他人，就是帮助它们预测其他猴子接下来将会如何动作。

人类的镜像神经元系统与在恒河猴中发现的正好处于同一大脑区域。但人类镜像神经元与大脑中有关情绪的区域联系紧密——从岛叶皮层再到杏仁核与其他边缘区域。人们与其他灵长类相比，更能够感受到彼此的痛苦与快乐。仅仅看到别人的笑脸，就可以激活你自己欢笑的神经元。他人的笑意直达你脑中，你感到满心愉悦，就更有可能一展笑颜，而这又将笑意传到别人的大脑中去。

镜像神经元就像是为涂尔干集体情感量身订做的一样，特别是集体欢腾中的情绪化“电流”。不过在神经学家塔尼亚·辛格（TaniaSinger）的一项研究中，镜像神经元的涂尔干属性更为显著。被试一开始与两个陌生人一起进行经济博弈，其中一人表现得大方无私，另一人则自私自利。随后，实验人员对3人手部进行随机的轻微电击，同时对被试进行脑部扫描。（被试在扫描仪中可以看到其他两人的手。）结果表明，被试的大脑在自己被电击以及“无私”者被电击时表现出同样的脑部反应。被试用自己的镜像神经元，对他人产生共鸣并对痛苦感同身受。但当“自私者”被电击时，被试表现出较少的共鸣，甚至有些还表现出了愉快的神经反应。[研究表明，当自私者被电击时，男性表现出的共鸣大幅下降，而且他们大脑中与奖赏有关的神经回路通常也会被激活。他们乐于看到自私者被电击。而女性则很少有人幸灾乐祸。共鸣下降的数量并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但是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女性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切断与共鸣的联系。我坚信，如果采取更大规模的样本或改为更加恶劣的行为，女性在共鸣的下降上也会表现出同样的统计上的显著性。]换句话说，人们并非盲目地去共情，并非与任何所见之人保持同步性。我们是有条件的蜂巢式生物。与违背者相比，我们更倾向于镜像和共情那些与我们属于同一道德阵营的人。[当然在本案例中，自私的一方直接欺骗了被试，所以有些被试会感到愤怒。还需验证的一项关键实验是要看被试对自私者欺骗别人是否仍有同情心的下降。我预计该结果仍是下降的。]

三、《让大脑自由（经典版）》节选

东施效颦

为什么婴儿会对你伸舌头？在过去几年中，学者已经开始了某些行为的神经路线图的绘制工作，至少是针对一些“简单”思维行为，如模仿行为的绘制。意大利帕尔马大学的三位研究者研究恒河猴，在猴子伸手抓取实验室里不同物件的时候，学者评估它脑部的神经活动。当猴子拿起葡萄干的时候，研究人员记录了它脑神经的放电模式。有一天，研究小组的一名成员利奥纳多·福加希（Leonardo Fogassi）走进了实验室，随手从碗中捡起一颗葡萄干。突然，猴子的大脑被兴奋地激活。仪器记录的内容与先前记录的具体模式相同，就像猴子自己捡起那颗葡萄干一样。但此时猴子并没有拿起葡萄干，它只是看到福加希拿起了葡萄干。

惊讶的研究人员马上多次重复这个实验，并且拓展了实验的研究发现，然后他们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说明“镜像神经元”的存在。“镜像神经元”就是那些对其周围环境做出积极反应的细胞。学者发现，能够引起镜像神经元反应的线索非常微妙。当猴子听到某人在做某件它经历过的事，比方说，撕一张纸发出声音时，镜像神经元也会被触发，犹如这只猴子自己在撕一张纸、正在经历这些刺激一样。不久之后，研究人员就在人类大脑中发现了镜像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在大脑上分布很广，一部分与行为识别有关，即典型的模仿行为，如婴儿伸舌头，其他镜像神经元则反映各种运动行为。

现在我们也已经知道，大脑的哪些区域让我们具备了从一系列不断自我修正的想法中获得学习的能力。我们利用大脑的右前额叶皮层预测错误，并且回顾评价输入以检测这些错误。当感知到不利的环境要求人类行为做出改变时，位于前额叶皮层南侧的前扣带皮层立刻向我们发出信号。在儿童的带领下，我们发现了大脑越来越多的秘密。

四、《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节选

1992年，神经科学家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和他的同事在猴子的大脑里发现了某些神经元；猴子捡到葡萄干或者猴子看见人捡到葡萄干的时候，这些神经元都会变得活跃。其他神经元对其他类型的行为有同样的反应，包括自己做出的和看见的行为，比如触摸和流泪。虽然神经科学家不能在人脑里插进几根电极棒，但我们可以相信，人类的大脑有一样的神经元：脑神经成像实验已经在顶叶和内额叶找到几个这样的区域，在人们自己做出某些特定动作，或看见其他人做同样动作的时候就会发亮。[插图]镜像神经元的发现虽然并非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但是仍然意义重大：如果我们的大脑不能对同样的动作做同样的理解，不论这个动作是谁做出的，我们都不会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时使用同样的动词。但是，这个发现立刻被炒作成一个巨大的泡沫。一位神经学家声称，镜像神经元之于神经科学意义之重大就像DNA之于生物学的意义。加上报道科研新闻的记者推波助澜，有科学家将镜像神经元吹成是语言、模仿、文化学习、潮流和时尚、球迷、代祷，当然还有共情的生物基础。

镜像神经元理论有一个小问题，在恒河猴（rhesus macaques）身上也发现了镜像神经元，但这是一种非常暴躁的小生物，从它们身上，你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共情（或者模仿，更不要说语言了）。另一个我们将要进行探究的问题，即镜像神经元主要集中在大脑的特定部位，而根据神经成像研究，这些部位与同情关怀意义上的共情没有多大联系。许多认知神经科学家猜测，镜像神经元具有让人对某种行为概念进行想象的功能；当然，这一说法也存在争议。绝大多数神经科学家都不接受对镜像神经元的夸张，例如认为它能独到地解释人类的能力；而到今天，已经没有人会将镜像神经元的活动等同于同情心了。

当我们体验到痛苦以及对他人的痛苦经历产生反应的时候，我们大脑中的某些部位，特别是脑岛会特别活跃。但是，这种对自身痛苦的感受和对他人痛苦感受的重合反应，是我们同情他人境遇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还记得我们在前面一章说过的一项实验，实验参加者受到电击后，脑岛部位发亮；当这些实验参加者看见其他清白无辜的人受到电击时，脑岛的同一部位也会发亮。但是同一实验还显示，如果看到诈骗自己钱财的人受到电击，男性实验参加者的脑岛没有任何反应，他们的纹状体和眶额皮层还会因为甜蜜的复仇而发亮。

共情，作为道德意义上的同情心，不是我们大脑中镜像神经元的机械动作。共情像装有开关一样，可以被开启，也可以被关闭，甚至可以转变成反向共情，即看到某人受难而感到高兴，或看到某人高兴而感到难过。复仇是开启反向共情的键钮，球迷时而狂喜时而沮丧的反应告诉我们，竞争可以触发反向共情。心理学家约翰·兰泽塔（John Lanzetta）和巴兹尔·英格里斯（Basil Englis）将电极棒粘在实验参加者的脸上和手指上，然后让他们和另外一个（伪装的）实验参加者玩投资游戏。参加者被告知，他们或者两人一组进行投资，或者两人互相竞争（但每人的收益与对方的行为没有关系）。投资获益时，在计分簿上打个钩，而赔钱的时候，就给一下轻微的电击。当参加者认为两人是合作关系的时候，每当同伴有收益时，电极棒探测到的是内心的平静和微笑，而同伴受到电击的时候，电极棒探测到冒出的汗水和皱眉头。而当参加者认为和同伴是竞争关系时，电极棒探测到的情况完全相反：同伴遭受电击的时候，他们放松并且微笑，而当同伴有成就的时候则感到紧张并皱起眉头。

通过共情——在感染、模仿、感情换位或者镜像神经元意义上的共情——建设美好世界的问题是，它触发的共情未必是我们想要的共情。也就是说，它所开启的不一定是对他人同情关切的情感。同情是内生的，是人们如何相处，即人际关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关系主体如何认识这种关系，决定了他对他人的痛苦是共情，还是无动于衷，或者是反向共情。

五、《消费心理学（心理学课堂02）》节选

同理心来自镜像神经元

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联结关系，比一般人想象的更加深刻（当然，若以只顾全自己、只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观点来看，是无法想象的），这种联结关系甚至已深植于大脑之中。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叫作“镜像神经元”（mirrorneuron）的神经细胞的作用创造了这种联结关系。

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神经生理学家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Rizzolatti）和他在帕尔玛大学的研究伙伴一同发现了镜像神经元。镜像神经元让我们得以了解自己和他人的动作、行为及心情之间的关联性，让我们能够辨认彼此行为的意义和动机。

如果人体没有镜像神经元的存在，那么即便我们看到他人的行为，也无法理解他人的动作意图和情感，无法与他人进行有效交流。

那么，镜像神经元是如何被发现的呢？其实，里佐拉蒂的研究小组发现镜像神经元纯属意外。当时，里佐拉蒂和同事们正在研究大脑的运动皮层（motorcortex），特别是其中的F5区域。通过对运动皮层的研究，他们希望能了解处于激活状态的神经元如何编写指令，以执行特定的动作。为此，研究者们以恒河猴为对象进行观测，发现恒河猴大脑中的个别神经元不但在它作出动作时产生兴奋，而且看到别的猴子或人作相似的动作时也会兴奋。他们把这类像镜子一样可以在观察者的大脑中映射其他人的动作的神经元命名为镜像神经元。

后来，里佐拉蒂根据正电子断层造影技术得到的证据提出，人体大脑中的某些特殊部位也散布着镜像神经元，这就是我们能掌握他人的情绪反应并看穿他人内心的原因所在。

当我们察觉到他人的某种情绪，并自己亲身体验同样的情绪时，所刺激到的神经细胞就会开始剧烈活动。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观赏电影或逼真的戏剧演出时，自己也仿佛成了剧中人。

能看穿别人的内心，好处多多。我们可以借此避开危险，在可能遭遇伤害时思考对策，也能与别人建立互信、互助、互爱的关系。连刚出生才几天的婴儿都能辨识母亲的表情是喜还是怒，并以婴儿独有的方式经予响应。

大脑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让人得以洞悉他人表情（例如摆臭脸）背后的情绪呢？人体真的有像镜像神经元这种了解他人行为的情绪读取装置吗？

先前我们谈到脑岛。根据实验和临床数据显示，脑岛内（尤其是左侧的前脑岛）有共通的神经基质，当自己不开心或看到别人脸上显现出不高兴的表情时，这个区域便会开始剧烈活动。例如你在咖啡馆喝到又苦又涩的咖啡，或是你朋友喝到那杯咖啡、脸臭得连你都不开心时，同样的神经元就会开始活动。

目前已经证实，脑岛受损的患者无法感知别人的厌恶，但依然能辨识他人脸部表情的变化（如愤怒、害怕等）。除此之外，这种患者自身也无法表现出不高兴的情绪。

我们由此推测，脑岛可能是镜像机制的核心，将接收到的脸部表情的视觉信息解读为各种情绪。同时，脑岛也是统筹感觉信息和体内反应的中心。举例来说，若我们看到有人恶心想吐，也会跟着有想吐的感觉。大脑内有情绪的共鸣机制是很自然的，感同身受的能力是人际关系的基础。

看到别人幸福，自己也感到幸福时，大脑内相应的神经细胞就会跟着剧烈活动起来。不过，这并不代表人的行为出发点是为了别人的幸福。如果让他人幸福的利他行为就等同于让自己幸福的利己行为，这世界该有多么美好！

可惜的是，虽然神经生理机制让我们可以联结自己和别人的行为及情绪，让我们能够了解并感知别人的情感，却未必能让我们对别人产生同理心。

举例来说，当我们打网球赢了对手，即使对手还不到痛苦的程度，但至少也会心情低落，而我们未必能感同身受。我们当然可以凭本能察觉到对手心情不好，可是光靠镜像机制，还不足以让我们有感同身受的能力。

具体来说，假如对手是你本来就看不顺眼的人，当你看到他失望苦恼的样子，你甚至会幸灾乐祸。同样的，看到运气不好或垂头丧气的人，你能从他的肢体动作和言语表情中察觉到他的落寞，可是你未必会同情他，反而可能想着要尽快远离他。

通过专家进一步的研究，未来我们应该能更了解镜像神经元运作的机制。不过要知道，即使人们有能力察觉别人的心情，也未必会基于同理心采取行动。里佐拉蒂说得好：“镜像神经元的发现对社会有深远的意义，但必须从文化的层面去彰显。”

换句话说，大家必须奉行《马太福音》中的金科玉律：“你们愿意他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他人。”很显然，这是一种建基于镜像神经元生物机制的正面作用的伦理道德规范，而且试图要削减此机制的负面作用。

然而，我们要如何判断伦理道德规范是否正确？伦理道德判断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机制？大脑如何告诉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应该怎么做才对？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神经伦理学”。情绪和理性之间永不止息的突触（synapse，两个神经元之间相互接触并借以传递信息的部位）传导游戏，将呈现出惊人的样貌。

六、《情商2：影响你一生的社交商》节选

同情心是一种本能

实验室里，一只小白鼠被吊在半空中，不断地尖叫、挣扎。另外一只小白鼠见此情形也非常不安，并且开始设法营救它的同伴。最终它通过一根杠杆，成功地使吊在半空的小白鼠安全地回到了地面。

科学家们训练了6只恒河猴，使它们学会了通过拉动链子来获取食物。后来，只要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拉动链子，新来的一只猴子就会遭到电击。看到那只猴子痛苦的表情，有4只猴子开始拉另一根链子，虽然得到的食物比以前少了，可是那只新来的猴子却不会遭受电击了。剩下的两只猴子，有一只连续5天都没有拉动任何链子，而另一只坚持了12天，它们两个都宁愿饿死也不愿意那只新来的猴子遭受痛苦。

事实上，刚出生没多久的婴儿只要看到或者听到其他婴儿的哭泣声，他们就会放声大哭，好像自己也很难过一样。但是他们听到自己哭声的录音时却没有多大反应。大约出生14个月后，婴儿们听到其他婴儿的哭泣时不仅会放声大哭，而且还会设法减轻对方的痛苦。当他们再长大些，遇到同样的情况时，自己哭的次数越来越少，抚慰的行为则越来越多。

实验室里的小白鼠、恒河猴和婴儿都有同样的自然冲动，都非常关注同类的痛苦，并且还会引发自身痛苦的感觉，从而促使他们伸出援手。为什么不同的物种会有相同的反应呢？答案很简单：自然选择，也就是说大自然会保留那些有益的生理机制。

尽管人们可能会对需要帮助的人视而不见，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没有同情心和帮助别人的自然冲动，而是这种原始的自然冲动被冷酷压抑住了。科学研究表明，当我们因为看到别人遭受痛苦而难过的时候，大脑里和镜像神经元有关的反应系统正在发挥作用。我们越能理解别人的痛苦，就越想帮助他们。

可以证明，这种同情的本能可以提高物种进化适合度，也就是“繁殖成效”，它表示一个物种中有多少后代可以继续繁殖。一个多世纪以前，达尔文就提出，同理心，也就是同情行为的前奏，可以有效地帮助物种生存下去。同理心会增强社交性，因此我们人类是所有物种中最杰出的社交动物。最新的观点认为，社交性是灵长类动物，包括人类生存的基本策略。

直到现在，在野生灵长类动物的生活中，我们仍然能够发现友谊的实效。它们的生活类似于史前人类，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活到成年。让我们来看看一个小岛上的猴子吧。它们有1000多只，都是20世纪50年代从印度迁移过来的，属于同一个种群。这些猴子组成小团体，生活在一起。当它们成年后，母猴留下，公猴则会离开去其他猴群。

这种变化是十分危险的，20%的猴子都在试图加入新猴群的打斗中死去了。科学家们研究了其中100只青年猴子的脊髓液样本，他们发现最外向的猴子产生的压力荷尔蒙最少，而且它们的免疫力也最强。最重要的是，它们也最容易加入新的猴群，并与它们打成一片或者通过挑战成为领袖。因此，这些社交性较强的猴子是最有希望生存下来的。

另外一项对灵长类动物的研究表明，肯尼亚境内乞力马扎罗山附近的野生狒狒也是如此。幼年狒狒的生存面临着巨大危险，它们每年的死亡率最低为10%，高的时候会达到35%。生物学家们观察母狒狒后发现，善于社交的母狒狒的婴儿最有可能活下来。这些善于社交的母狒狒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交配或者和其他母狒狒交往。

针对为什么母狒狒的社交活动会帮助自己的孩子活下来，生物学家们总结了两个原因。首先，友好的狒狒们会互相帮助，一起找到可口的食物和安全的避难所，以免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其次，母狒狒越愿意分享自己的性伴侣，那么她能够得到的性伴侣就越多，她自己的身心就会越健康。因此，喜欢交际的母狒狒才是称职的母亲。

在我们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的时候，自然的社交倾向就出现了。我们很容易想象，在艰难岁月里成为某个群体的一员对生存来说有多么重要，独自一人去和一个群体争抢本来就稀缺的资源对自己的生存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威胁。

任何被证明有助于将基因传递给下一代的特性都会在基因库中得到发扬，因此这个有着重要生存价值的特性可以逐步改变大脑的神经系统。

如果说是社交性帮助史前人类生存了下来，那么控制社交活动的大脑当然功不可没。因此我们的基本连接方式——同理心倾向的威力也不可小觑。

七、《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节选

同理心的神经病学

和神经病学的情况一样，研究同理心大脑基础的最早线索来自古怪离奇的病例报告。比如197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分析了几个额叶右侧区域受到损伤的病人的案例，病人出现了离奇的退化，尽管他们完全明白别人的话，但他们不能根据别人的声调理解情绪的信息。挖苦的“谢谢”、感激的“谢谢”以及愤怒的“谢谢”对他们而言意思完全一样。与此相对的是，1979年的一份报告提到了右半脑其他区域受损的病人，他们在情绪知觉方面存在完全不同的缺陷。这些病人不能用声调或姿态表达自身的情绪。他们知道自己的感觉，但表达不出来。不同的研究者指出，所有这些大脑皮层区域都与边缘系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精神病学家莱斯利·布拉泽斯（Leslie Brothers）在一篇关于同理心生物学的研讨论文中，对上述研究进行了文献回顾。布拉泽斯介绍了同理心神经病学的发现以及对动物进行的比较研究，他指出杏仁核及其与视觉皮层的联结区域是形成同理心的关键大脑回路的一部分。

很多相关的神经病学研究以动物尤其是非人灵长类动物为受测者。灵长类动物的同理心（布拉泽斯喜欢把同理心称为“情绪沟通”）不仅是一种趣闻逸事，而且通过实验得到了证实。首先，研究者在恒河猴一听到某种声音的时候就对它们进行电击，训练它们害怕这种声音。然后，教它们学会避免电击，一听到这种声音就推动杠杆。接下来，这些猴子被成对放到独立的笼子里，两只猴子唯一的沟通渠道是闭路电视，它们能通过电视看到对方的脸。研究者只让第一只猴子听到可怕的声音，第一只猴子的脸上出现了害怕的表情。这时第二只猴子通过电视看到了第一只猴子害怕的表情，于是推动杠杆避免电击。猴子的行为如果不是出于利他主义，就是出于同理心。

这些书籍的节选，感兴趣的可以去买全书。

新野县利民猕猴养殖场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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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前来指导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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